自从事变以后，那市口上的几家茶馆生意，比了以前，益发的好起来了。不单是早晨人头挤挤，就是下午也宾至如归地热闹非凡，像观前的吴苑、品芳、三万昌，以及阊外的长安、彩云楼，汤家巷的梅园等处，可说座无隙地，这生意委实是发达极了。虽则茶价已经涨到了三四元一壶，可是一般茶客却不以为奇，还是拼命地如同潮涌般望那茶馆里去。
茶馆是苏州的特色之一，沦陷以后苏州的茶馆依然盛行，甚至繁荣更胜战前。当代学者王笛以四川成都为例的茶馆研究，已经说明茶馆是中国城市内“街头文化”的代表之一，也是一个不受阶级限制可以议论时政的场所，同时又是一个提供劳动力的自由市场。
不仅如此，茶馆也是重要的商业交易谈判所、社会纠纷协调所。四川成都在抗战时期位于大后方，当地茶馆的政治文化发展到极高峰，尤其是将抵抗的政治文化带到茶馆之中。各种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都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，茶馆俨然成了救国的舞台。
但同时政府对茶馆的管控也愈来愈严，特别是压制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和其他活动，政府如此大规模的举动可谓史无前例。沦陷下苏州茶馆盛行的情况，和四川成都的情况非常类似，但是苏州处于沦陷区，正好可对比大后方的成都。
本章以沦陷区的苏州为例，想要探讨的问题是：茶馆这种所谓街头文化之代表，到了抗战时期所发生的变化，如茶馆所具有的功能是否任旧存在？茶馆的同业组织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？在物价逐渐高涨的情况下，茶馆的经营者如何生存？沦陷区的政府怎么来控制这些茶馆？这些都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。实则沦陷后苏州的茶馆，反映了当局对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控制。透过这个例子，可以呈现出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。
苏州沦陷之后的茶馆业逐渐复业，相对沦陷初百业萧条的景象，包括茶馆业在内的娱乐休闲业则是畸型存在。1938年的杂志形容当时各类商店已无货可卖之时，茶馆、茶肆、菜馆的生意还能照常营业，如观同兴、吴苑、桂芳阁、品芳、同和等家，依然门庭若市。
不过，某些附属有书场的茶馆，虽然观赏弹词评话的价格已经十足平民化，但是营业仍是清淡不堪。苏州社会秩序稳定后，茶馆的数量并没有减少，尤其到1940年以后，反而有增长的趋势。据1941年的报纸形容，苏州的茶馆仍是“五步一家、十步一肆，鱼贯而立、项背相望”的程度。一说苏州城厢内外，估计有茶馆200余家。
据说当地最著名的茶馆，属太监弄的“吴苑”茶馆。吴苑茶馆在战前就已闻名，沦陷后仍是苏州最好的茶馆，上至乡绅名流，下到贩夫走卒，莫不趋之若鹜。吴苑能算得上是苏州茶馆的典型，其内部的陈设有瘦竹点缀的天井、假山布置的园林，以及四面厅、方厅、爱竹居、正厅与书场等等，分布在各部分，若不是老茶客，简直摸不清门路。
又据说内部空间可以容纳一千人。战前吴苑深处的茶馆广告，已可见其标榜内部有园林陈设之外，顾客层又锁定在“士人学子”与“闺阁名秀”，亦即包括妇女在内的上层阶级。吴苑之所以维持不坠不仅是因为该茶馆建筑陈设高人一等，其匠心独运之处乃在于泡茶的水质，因为当地缺乏自来水，而河水或井水也不够清洁，所以该茶馆业者特别聘请人到胥门外的大河挑水进城烹茶，于是颇受好评。
除了吴苑，另一个著名的茶馆是梅园，座落上东中市附近的汤家巷，一切和吴苑相仿，虽然门口设置许多烘饼的大炉，乌烟瘴气中走进这茶客乐园后，眼前见到的是明亮的客厅。观前街与观内一带，还有许多著名的老茶馆，如桂舫阁、三万昌、汪瑞玉、品芳等。玄妙观内的茶馆有春苑茶社，曾经发生茶房锯树不慎，倾毁屋瓦，以致茶客惊逃之事不过，另外两处战前茶馆聚集之地，即阊门外与临顿路的茶馆，到沦陷后似乎没看到持续或新的发展。
苏州茶馆依顾客的层级而有高低之别。像三万昌是投机者的聚集地，吴苑深处是公务员的憩息地，梅园是商人的集中点。“等而下之”的茶馆也都有他们的老主顾。在江苏其他的县城里也能够正常的看到茶馆顾客的阶级性，如常熟县内茶馆依消费群之不同，空间分布也有别。其消费阶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：绅士、商人、劳工阶层。
城西石梅的四大茶馆，位在虞山山麓，用附近的水煮茶，味甘而美，顾客主要是绅士与知识阶层。南门外台上的茶馆则是商人讨论商情的聚集处，该地区实际上也是常熟县的商业中心。
至于西门内城隍庙附近也有一批茶馆林立，但房子低矮、设备简陋，当然茶价也最便宜，主要是劳工聚集消费处，尤其以瓦匠与木匠占大多数。
从苏州的广告上也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些茶馆转让经营权，或是生意清淡的例子；甚至最著名的老牌茶馆—桂舫阁和记茶社的股东也无意经营，而让与老正兴酒楼，这反映了茶馆经营方面的难处。沦陷后苏州茶馆在经营上获利上面临最大的变量，和菜馆一样，就是原料价格的飞涨。苏州在沦陷时茶叶主要由邻近安徽与杭州一带销入，供应量与价格受到税收高低、运输顺畅与否的影响。尤其是1940年之后，安徽一带因为当局要加税，茶商要求减税，以致僵持不下，货产堆积如山却难以运出，因而影响市面价格甚巨。
茶叶价格的上涨也许对茶叶商有利，但茶馆业者却被迫不得不涨价。从1941年以后茶馆业者就曾公告将涨价。如1941年3月，业者就以茶叶与燃料价格大涨为由，决定每壶增价二分，又如吴苑茶馆已涨到每壶二角。
到了1942年之后，茶叶原料输入的价格更高，苏州城内本地茶商不愿高价购买，使得市场清淡。到1942年底，苏州茶叶供不应求，价高仍有业者要买，所以茶价上涨趋势难以遏止。到1943年时，苏州茶叶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吃紧，甚至有执货不卖者，市场上的茶叶价格居高不下。
至于茶馆卖茶的价格也是愈来愈高，涨了70%，并且还有小费，即使汪伪政府有限价，仍然形同具文，苏州仍有大批消费者光顾。1944年有一位读者投稿报纸的文章里提到，吴苑一碗茶就要价5元，而且堂倌还要1元小费。他回想起数年前一壶只不过几分钱，而且也无小费。即使是去年底茶价亦在3元左右，一转瞬间就涨了70%。
汪伪政府曾规定每壶不允许超出3元5角，苏州其他的茶馆售价还是只有三四元，也没有小费之说；但汪伪政府的限价命令，似乎对吴苑这些高档茶馆是无效的。虽然如此昂贵，但是很多人仍乐此不疲，许多的茶馆营业依然兴盛。
当然在战时苏州人仍然热衷在茶馆消磨时光，这样的风气难免令外人质疑。当时杂志上有一篇《苏州的回忆》，对此给出了解释：
茶洁，布置简易，没有洋派气味，固已很好，而吃茶的人那么多，有的像是祖母老太太，带领家人妇子，围着方桌，悠悠的享用，看了很有意思。性急的人要说，在战时这种态度行么？我想，此刻现在，这里的人这么做是并没什么错的。大抵中国人多受孟子思想的影响，他的态度不会得一时急变，若是因战时而面粉白糖渐渐不见了，被迫得没有点心吃，出于被动的事那是可能的。总之在苏州，至少是那时候，见了物资充裕，生活安适，由我们看惯了北方困穷的情形的人看去，实在是值得称赞与羡慕。
苏州人在沦陷后还能留连在茶馆里，反映当地较战时别的地方“物资充裕”“生活安适”。
虽然苏州的茶馆在沦陷后依然兴盛，但是茶客的心理并不如想象中的适意。当时就有作家指出，苏州人称上茶馆叫“孵茶馆”， 看似徒耗光阴，但这也是苏州人孵茶馆的理由之一，即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是急要的事。不过，到了沦陷后苏州人孵茶馆的原因，并不只是如此单纯了：
苏州人确是特别懂得乐天安命，只顾个人享受，对于一团糟的国事漠不关心。看苏州人好像福气大，其实不然，只是苏州人虽在极度苦闷之中亦能自寻乐趣而已。
事实的背后，反映的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心理，也就是在“极度苦闷中”找出路，这和苏州人热衷其他休闲消费的原因一致，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战争时期常见的现象。
沦陷时期苏州的报纸文章中，充斥着讨论现实与享乐的议题，反映出战争时期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，大众的社会心理充满着苦闷，遂试图在休闲娱乐方面找到暂时的慰藉。如笔名小可的《抓住现实》一文就指出抓住现实，“这真是一般年青人的苦闷，因为现实实在是不容易抓住的，你虽然发出悲切的哀鸣，期望解除现实的痛苦，可是结果也许连一点点的稀饭都不会落到你口里”。
比矛所撰《现实的安慰》一文，形容现实使人感到烦恼与苦痛，于是他找到饮酒作为慰藉，自嘲是“醉生梦死”之流。虽然文中透露作者其实是一位县政府的公务人员，但此文暗示对当时局势的不确定感。金军《享乐》一文就说：“从今，我决不再刻薄自己了，交交神气朋友，有了钱尽管用，今天米卖二百，明天又许涨到二百五，前途茫然，我要努力把握黄金般的青年时代。”
还有一篇名为《不是享乐的时代》的社论，也提及当时的苏州青年生在不应享乐的时代与国度里，“而实际上却在拼命地享乐，哪一处娱乐场所里不充斥着青年人的足迹，想以享乐来掩饰悲观，想以享乐来麻醉神经”。这些报纸的文章都反映了当时苏州的知识分子、青年人，甚至是公务人员的社会心理——在极度苦闷中找出路，这也可以解释像茶馆及其他“三馆”在沦陷时期更为兴旺的原因。
